最近，“人口红利消失”、“老龄化社会”成为了全社会的热门议题。政府也在做出各种努力，提高生育率，减缓老龄化速度。对于欧美国家，老龄化和低生育率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，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开始面临一个问题： 出生率走低。为此，这些国家在鼓励生育方面，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生育的政策。其中就包括德国。在过去30年中，德国的总和生育率都是1.3到1.4。所谓的总和生育率，指的是一个女性一生中平均生下孩子的个数。一般而言，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.1，才能够保持人口稳定发展而不至于萎缩。而德国长期的总和生育率都比这一数字低了三分之一。
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，德国政府长期持续地鼓励生育。2005年来，德国的总和生育率开始持续走高，从1.34到了今年的1.5。
在研究德国的鼓励生育政策之前，首先需要了解，鼓励生育政策是否真的对总和生育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。对此，来自德国家庭部的一份研究调查表明，鼓励生育政策与总和出生率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。
下图是2008年各个发达国家的总和出生率与代际系数（Generation Coefficient）的关系。纵轴为2008年的总和出生率，横轴为2007年的代际系数，即前一年国家为育儿家庭投入的财政支出除以养老财政支出的值。红圈中的是德国。2007年，德国为育儿家庭投入的财政支出为养老财政支出的五分之一，同时2008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.38。冰岛（下图右上的点）是当年唯一一个代际系数大于1的国家，而他们的出生率高达2.14，已经超过了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目标。
这份图表说明了，不仅对于德国，至少对于所有发达国家而言，代际系数越高，则总和生育率也会越高。
因此，要提高总和出生率，首要便是提高代际系数。而这其中最重要的，就是提高国家对育儿家庭的财政投入。
那么，德国是如何鼓励生育的呢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：财政补贴、基建设施，以及育儿时间政策。
财政补贴方面，每个儿童可以为家庭带来7428欧/年（约5.8万元/年）的免税额或者194欧/月（约1500元/月）的儿童金，直到儿童18岁成年。如果儿童念大学，则补贴直至儿童25岁。如果儿童残障，则补贴至25岁以上。具体落实到每个家庭，将由财政局决定是给予免税额补贴还是儿童金补贴，以最大化家庭收入为主。而对贫困家庭，政府还会另外发放儿童补贴，一直持续到儿童成年。除此以外，对于住房面积较小的家庭，政府也鼓励家庭购房，每个儿童可以带来1200欧/年（约9400元/年）的购房补贴，持续10年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对于双职工家庭和单职工家庭，德国政府的税收措施也是不同的。如果夫妻二人都是全职工作，且工资差距不大，则2人的税级均为4级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每个月的纳税金额约为税前工资的40%。如果夫妻一方没有工作，或者做兼职工作，导致一方收入少于另一方的40%，则可将税级调整为3和5，全职者为5，无职业或兼职者为3，双方加起来，每月纳税金额约为税前总收入的20%。
基建设施方面：一直以来，德国三岁以下儿童的托管，是需要付钱的。同时付钱金额根据儿童所在家庭的收入决定。收入高的家庭需要支付更多的托管费用。同时，德国幼儿园长期处于人力不足的状态，因此生小孩之前，父母就需要为孩子排队，以争取让孩子能够获得幼儿园的名额。因为这些弊端，德国各州也陆续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。在一些德国联邦州，幼儿园已经开始逐步免费，德国政府也正在致力于设立更多幼儿托管机构。在某些新造的楼盘，法规规定必须同时配套建立相应的幼儿托管场所。
在育儿时间政策上，德国出台了相应法律，保护父母在育儿期间不会失去工作。父母一共最长可以休育儿假3年，之后再回到岗位上。对于母亲，生产前6周必须回家待产，生产费用由医院承担，个人只需承担一天10欧元的住院费用。产后，父母双方共有8周的带薪产假。8周带薪产假过后，父母共有14个月的额外产假。在这14个月内，在家抚养孩子的一方每月可以得到产前税后收入的65%，这部分收入由国家提供。同时，新生儿直到18岁的医疗保险会归入家庭保险中，也就是说，父母无需为新生儿的看病负担更多费用。同时法律还规定，育儿责任不能完全交付父母一方，在14个月的额外产假中，另一方必须最少承担2个月的抚养义务。如一方决定在家一直抚养小孩，直至法律规定的最长育儿假3年期满，则在剩余时间内，不享受财政补贴。
同时，德国政府还鼓励在家育儿的一方从事兼职工作，以提高家庭收入。而在家育儿不工作的时间也会被部分计入养老保险缴税时间，以减少育儿带来的养老金损失。
德国鼓励生育的政策如今已相对完备，不过在这之前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摸索。
这一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1953年。当时，德国家庭部建立。建立之初的目的在于完善政府体系，同时保证传统家庭（男人在外工作，女人在家从事家务，抚养小孩）在生育了更多孩子后不至于走向贫穷。在当时，女性就业被认为是对家庭造成不利影响的因素之一。
1960年代末生育危机爆发后，鼓励生育政策在很多发达国家投入试用阶段。很多政策还不完善，并没有发展为体系。其中最早推行鼓励生育政策的是北欧国家，但是在实行政策后，这些国家一直到198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依然走低。其中的原因，一方面来自于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滞后性，一个决策的结果往往需要好几年才能看到。另一方面，则是由于从1970年到1985年间发达国家的社会变化。
1970年代，女性就业率逐步上升，女性就业被认为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，一方面，女性地位明显增强，就业机会显著增加，另一方面，生育鼓励政策的不完善导致了职业发展与家庭发展无法衔接，断绝了很多年轻家庭生育小孩的念头。在这段混乱过程中，国家不停地摸索着对应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机制，以及相应的鼓励生育政策。1969年，德国家庭部也做出了调整，婚姻法、领养法、离婚法等逐步出台，制定的时候尤其考虑到了妇女儿童的利益。1979年，第一条用于保障家庭和职业兼顾的法案推出，即母亲生育假。同时，1975年，出台了关于提高第一个孩子的儿童金和家庭生育免税制度的法案。
两股力量相互拉锯，欧洲最早的生育转折点发生在1986年，直到这时，北欧国家的出生率才开始逐步上升，其它落实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，包括德国，也开始缓慢度过拉锯过程，进入到出生率逐步上涨的阶段。但是，完善鼓励生育政策的过程依然没有结束。
1986年，政策不再完全关注于母亲一方，而将育儿列为了父母双方共同承担的义务。在此时，舆论开始普遍认为在外工作和在家持家是同样重要，并值得尊敬的。但是，政府对家庭的生育补贴金额却并没有上涨。甚至到了2001年，政府对补贴金额进行了调整，但是调整后的金额依然太少，以至于大多数的家庭在小孩7个月以后，都只能得到部分政府承诺的补贴金。同样在1986年，德国政府将在家育儿的时间也计入了养老保险缴纳时间。这意味着，对于全职在家抚养小孩的一方，将不会因为长期不工作而在退休后得不到养老保险。
2001年，德国政府出台了针对未婚，但有婚姻事实的家庭，以及离异再婚家庭的儿童抚养补贴政策。2005年，出台了针对贫困家庭的儿童补贴政策，每个儿童最多可以为家庭每个月带来140欧的补贴金额。2007年，法案规定，父母可以在产假后14个月内领取65%税后工资。同时，联邦政府提出，要在将来为三岁以下儿童建立更多的育儿机构，增加35%的幼儿园名额，即75万个。在2013年，增加育儿机构的决定正式列入法案。
在德国政府长期鼓励生育的过程中，德媒和相关研究机构也得到了不少经验：一方面，鼓励生育政策关注的是长期的过程，它所带来的结果并非一天就能看到；同时，只有在鼓励生育政策完整且成体系的条件下，鼓励生育才会有用；第三，对于不同阶级的人群，鼓励生育政策所起到的效果也是不同的。
除此以外，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与它的文化、政治和经济条件都有关系。举例而言，研究表明，儿童金对于总和生育率有积极作用。一般而言，儿童金每增长25%，总和生育率会增加0.07。但是在瑞典，儿童金只会对二胎的出生时间有影响。更多的瑞典年轻夫妇提早了二娃计划，但儿童金并没有让他们有生更多孩子的意向，总和生育率又会再次回归稳定点。
对比德国乃至整个西欧社会半个世纪来在鼓励生育上的努力，中国还只是个蹒跚起步的婴儿。如何借鉴其它国家的发展思路，同时结合自身的文化和经济条件等制定鼓励生育政策，这又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。鼓励生育的效果不在于一时一刻，也需要通过不停地试错逐步形成体系，这过程中的代价，或许是每一次思考都难以避免的重担。